宦官为害之巨，论者常称汉、唐，然而若以明代来说，也可算得是一个很够一提的朝代。明代的宦官虽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势焰大，也从没有像汉、唐的宦官那样，把天子的立、废、生、死都操之于手。但他们之所以异于先前各代，是因为他们用事最久，握有的朝权极为深广。以历时而言，明代自永乐以来，宦官便见得势，从此直到明思宗（崇祯）缢死在煤山，二百多年来，宦官无一时不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上。而且自正统以来，几乎每朝都会有一些像王振、汪直、刘瑾那样的权倾人主的大珰，而且愈演愈厉。到了明末天启年间，大珰魏忠贤当权，数年之间，已经做到了人称九千岁，生祠遍天下，真是几乎已有了“并帝”的位分。然而话虽如此，魏忠贤无论想干些什么，仍得要奏明在位的明熹宗天启帝。他想杀害什么人，也总是要百般设计，总要骗得明熹宗认可才敢放手去干。所以当天启在时，魏忠贤简直是手握王权，口含天宪，实际上似已与当朝天子无异；而一旦天启去世，他又成了个虚弱无依，难于自立的人。天启将死之际，魏忠贤原想阻住召回在外的信王，使他不能嗣位。魏忠贤且还多次与拜在他门下的崔呈秀计议，想要篡夺皇位。但因循久之，终于没敢动手。天启七年八月，年仅18岁的信王朱由检奉召入京，并受遗命得登帝位。那时魏忠贤的党羽仍充满朝中，魏忠贤不但掌管着缉事捕人的东厂，在宫中还有数以千计的习武太监。继位的崇祯不过是个才即位的藩王，立足未稳，根基未定，和魏忠贤相比，表面上似乎强弱之势相去甚远。但崇祯以引而不发，坐待其变为主，和魏忠贤暗斗了三个多月，垮下来的不是崇祯，却是失去了依仗的魏忠贤。到天启七年十一月，魏忠贤已被发往凤阳安置，在路上又因接到逮治的后命，便在途中自缢而亡了。有帝势可倚时，势焰可以熏天；失去帝势时，却又虚弱至此，就在当时也很出乎人们的预料。所以如此，实自有故，这是由于明代自废去宰相制后，建立起来的是个政由六部，军隶五军都督府的，事权分散，彼此相互牵制的政治机构，一切大权统由皇帝一人来掌握。但因结构松散，牵制太多，即是公认其有调动一切权力的皇帝，在明代中期以后，遇着大事，调动起来也还很见吃力。其他的人，若想一时之间便能把所有事权都掌握在手，调动自如，就更难了。明代的大珰虽有很多，但都只能弄权于一时，并且没有一个能具有废帝、立帝全可由己的威势，主要的原因便在这里。

最初，明代的宦官是很不得势的。由于大明帝国的创建者，明太祖朱元璋是个起自民间的人，身受、目睹过宦官的为害，对于宦官，他与民间一贯的看法很是一致，深切地认为，这种人里，好人不多！这个看法，即在他身登帝位以后依然如故，每逢论及宦官，他常常说：“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，恶者常千百，若用为耳目，即耳目蔽；用为心腹，即心腹病。驭之之道，在使之畏法，不可使有功。畏法则检束，有功则骄恣。”在宦官的人数上，朱元璋实在想的是，这种人不能多，越少越好。他常以《周礼》为例，说：“朕观《周礼》，奄寺不及百人，后世至逾数千，因用阶乱。”这些都是他的真实想法。可事实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他在心里虽然想着这种人不宜多，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。在建立大明之前，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，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逾千，他把其中的很多事务都交给了宦官。而到洪武初年，内监的二十四衙门：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都已建立起来，宦官的人数就越发多了。

内监的二十四衙门，它们依次是：

一、司礼监。设有提督太监一员，掌印太监一员，秉笔太监、随堂太监、书籍名画等库掌司、内书堂掌司、六科廊掌司以及典簿等俱无定员。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、刑名，及钤束长随、当差、听事各役，关防门禁，催督光禄供应等事。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。秉笔、随堂太监掌章奏文书，照阁票批硃。掌司各掌所司，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。司礼监由于有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的规定，暗中寓有管辖其他各监、司、局等内监衙门的权力，所以在二十四衙门中自始便占有突出的地位。后来所设的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等缉事厂卫，也都由司礼监来掌握。中书省被废置后，司礼监还得到了一项批硃权，代皇帝以硃笔批示内阁的票拟也划归了他们，司礼监的权势就更大了。因此，有明一代，内监们最为热切争夺的职务便是司礼监中的提督太监。

二、内宫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另有总理、管理、佥书、曲簿、司掌、写字、监工等职无定员。该监所掌为木、石、瓦、土、塔材、东行、西行、油漆、婚礼、火药等十作，以及米盐库、营造库、皇坛库等。凡国家营造宫室、陵墓，并铜、锡妆奁、器用及冰窖诸事，俱由内官监掌管。

三、御用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里外监把总二员，典簿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凡御前所用围屏、床榻诸木器，以及紫檀、象牙、乌木、螺钿诸玩器，皆造办之。又有仁智殿监工一员，掌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册等，奏进御前。

四、司设监。员同内宫监，掌卤簿、仪仗、帷幕诸事。

五、御马监。掌印、监督、提督太监各一员。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、掌司、写字、拏马等员。象房有掌司等员。

六、神宫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掌司、管理等无定员，掌太庙及各庙之洒扫、香灯等事。

七、尚膳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提督光禄太监一员，总理一员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，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等事。

八、尚宝监。掌印一员，佥书、掌司无定员，掌宝玺、敕符、将军印信。凡用宝，外尚宝司以谒帖赴监请旨，至女官尚宝司领取，监视外司用讫，存号簿，缴进。

九、印绶监。员同尚宝监，掌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、请敕、贴黄、印信、勘合、符验，信符等事。

十、直殿监。员同上，掌各殿及廊庑等扫除之事。

十一、尚衣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掌司、监工无定员，掌御用冠冕、袍服及履舄、靴袜等事。

十二、都知监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掌司、长随、奉御等无定员，旧掌各监行移、关知、勘合之事，后惟随驾前导警跸。

十三、惜薪司。掌印太监一员，总理、佥书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，以及外厂、北厂、南厂、新南厂、新西厂各设佥书、监工，俱无定员。掌宫中所用薪炭等事。

十四、钟鼓司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司房、学艺官无定员。掌出朝钟鼓，以及内乐、传奇、过锦、打稻诸杂戏。

十五、宝钞司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管理、监工、无定员。掌造粗细草纸。

十六、混堂司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监工无定员，掌沐浴之事。

十七、兵仗局。掌印太监一员，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，掌制造军器。火药房亦属之。

十八、银作局。掌印太监一员，管理、佥书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掌打造金银器、饰。

十九、浣衣局。掌印太监一员，佥书、监工无定员。凡宫人年老及罢退残废者，发此局居住。唯此局不在皇城内。

二十、巾帽局。掌印太监一员，管理、佥书、掌司、监工无定员，掌宫内使帽靴、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。

二十一、针工局。员同巾帽局。掌造宫中衣服。

二十二、内织染局。员同上。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。城西蓝靛厂为此局外属。

二十三、酒醋局。员同上。掌宫内食用酒醋、糖酱、面豆诸物。与御酒房并不相统辖。

二十四、司苑局。员同上，掌蔬菜瓜果。

在内监二十四衙门中，其中的十二监因位居首要，其执事人员的品秩也就略高，洪武初年已定为每监各有太监一员，正四品；左、右少监各一员，从四品；左、右监丞各一员，正五品；曲簿一员，正六品；长随、奉御无定员，从六品，四司略次于十二监，旧制每司各有司正一人，正五品；左、右司副各一人，从五品。管理八局的人员，其品秩与管理四司者同，每局设大使一人，正五品；左右副使各一人，从五品。

以上所述的内监二十四衙门的概况，大致都是洪武初年、二十四衙门建立齐备时便已具备了的，但也有些情况已略超出了洪武初年的时候，因为这些衙门，自建立之始，便都在不断扩展着，这种不断扩展的情况，使明太祖朱元璋感到很不安。他是一心想要限制宦官的发展的，而实际都是事与愿违，宦官的人数、职权等总在不断地发展着。他原本以为，宦官的职务，只是在宫中执行洒扫、清除的任务而已，人数最多有个百把人便够了。但实际上却是，宫中的事务日繁，宦官的人数日增，到了内监二十四衙门全部形成之时，宦官的人数早已逾千，所管的事项也已大大增多，不但把宫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揽尽，而且连在这些之外的工农诸业，以至兵器甲仗等，也都设有专属，全管到了。明太祖是个一心想把他的帝业传诸子孙万代的人，在他即位为帝后，他的精力主要便是用在这一方面。他感到宰相制有碍于他的帝业，便不惜以多年的谋划和大动杀伐，废除了自古形成，已经成为定制了的宰相制。宦官的人数不断增多，他们的职权不断地增大，也很使他感到担心；但他又深知，这些都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之故。他并不想废除宦官这一制度，因而想出一些做法，希望能把宦官发展势头予以限制。为此，朱元璋订出了很多的禁条和禁例，其中最主要的有：内臣与外官不得有文移往来，不得互通消息；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、武官衔；内臣不得用外臣冠服；内臣官阶不得高过四品；内臣月给食米一石，衣食都在内廷，等等。另外，明太祖特别注重并且关心的，还有“内臣不得识字”和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这么两条。在这两条中，尤以后者为重。他为此，曾在宫门特别立了一面铁牌，上面铸有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犯者斩”的字样。关于此事，在《太祖实录》中，也特别记有他宣谕“内官不得干预外事”的言论，他说，“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，绝党比之私，庶得朝廷清明，纪纲振肃。前代人君不鉴于此，纵宦寺与外官交通，觇视动静，夤缘为奸，假窃威权，以乱国家，其为害非细故也。间有发奋欲去之者，势不得行，反受其祸，延及善类，汉唐之事，深可叹也！夫仁者治于未乱，智者见于未形，朕为此禁，所以戒未然耳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内臣不得干预外事”，与铁牌上所书的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，二者之间仅有一字之差，但《实录》中所说的却比铁牌上所书的，包括的范围更宽，也更难于执行。因为内监虽然主要是活动于宫廷之中，对于外面诸事总不免有所接触，要他们不干预政事已经很难，要不干预外事，就更难了。明太祖对于他自己的这些禁令都是很认真的。据说有个在他左右任事很久了的老内监，一天无意之间偶然谈起了政事，明太祖为此立即大怒，即日便把这个老内监斥回乡里，不许再回朝。他的认真程度，于此可见一斑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有时出于事实的需要，明太祖自己也还是不免要触动这些禁例。如在洪武八年（1375），他就曾派内侍赵成到河州去干市马的事务；又在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派司礼监的内监聂庆童到河州去，办理有关茶、马等项事务。除去这两次派出内监到河州办事之外，明太祖对宦官的控制管理都是很严的，直到他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去世，都是如此。

明太祖去世后，继之而登帝位的是他的太孙朱允炆，也就是后来被谥为“恭闵”的恭闵帝。但是历来人们还是习惯以他的年号来称他，称之为“建文”，或是建文帝。这位皇太孙朱允炆，是明太祖曾立为皇太子的朱标的次子。朱标是在洪武元年正月，初建国时便被立为皇太子的，但他只活到洪武二十五年四月，便在他的父亲明太祖之前，先下世了。那一年，朱允炆已14岁，遂于当年九月便被立为皇太孙。

朱允炆在即位为帝时，年龄已及20，他是在明太祖言传身教中度过了作为皇太孙的几年岁月的，因此对明太祖的教导都一体谨遵，在约束宦官方面，比明太祖尤为严厉。他于即位之始，便曾严谕各处地方官吏，说是内侍外出，如有某种不法之处，地方有司便应将其械送治罪。在内廷，他对内监的管束也极严厉，稍有违忤，立即严惩不贷。他对宦官们如此之严，以致宫内的宦官们很多人都很不安，有的甚至私逃出宫，另寻去处。那时明太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，即后来的明成祖，早已有了不臣之心，由于他待宦官们较为宽松，因此那些逃出宫外的宦官们，很多都投奔了燕王，并把他们所知道的各种消息也都告诉了燕王。特别是燕王以清君侧为名，起兵南下时，逃离出宫，投到他那里去的宦官们就更多，也给朱棣添了不少的助力。

明成祖朱棣原本就很信任在他左右的宦官们，他起兵后又得到宦官们的很多助力，对宦官的倚重更增加了一些，因而在他即位为帝后，便一反他的父亲明太祖的所为，对于宦官，从严加约束到信任倚重，觉得最可信赖的，还是那些随在他身边的宦官。他的帝位是由篡夺得来的，他怕各地有人不服，便派出很多宦官去镇边方，或是作为监军驻在军中监视各地的守将。这些出镇或监军的宦官们，自认为是来自禁中，在皇帝左右的人，几乎都是傲然高踞于地方有司之上，为所欲为，比起建文时期，宦官外出稍有不法，便被械送法办，真有极大的不同了。由于信倚内监有过于信倚外官，朱棣把对外出使的重任也交给了宦官。如永乐初年奉敕出使暹罗的李兴，出使西域诸国的李达，出使迤北的童海，出使西番的侯显等人，便都是很被明成祖朱棣信任的内监。当然，成为永乐时期令人最为触目的三保太监下西洋一事，更是内监出使事件中，传说最为广远，一直流传至今的事例了。

永乐如此任用宦官，与他父亲明太祖留下来，要他的后人敬谨奉行的《祖训》，显然是有违的，因此很有些人不免发出疑议。然而永乐却不肯承认有违《祖训》。他说，“朕一遵太祖训，无御宝文书，即一军一民，中官不敢擅调发。”他这是说，中官奉有御宝文书，便是奉命行事，已非个人行为，所以也就不能算是干预政事了。其实出使、出镇以至监军，全都并非细举，没有御宝文书，如何干得成呢？况且明太祖并不认为宦官们能够任以这般大事，他倒常说，“此曹止可供洒扫，给使令”，又还常说，“……驭之之遭，在使之畏法，不可使有功。”若用明太祖的这些话来衡量，朱棣那样任用宦官，显然就有违父训了。不过，在这方面，明太祖自己也不免会有所违反，所以也就很难深论了。

到了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，帝都已从南京迁往北京，这时明成祖朱棣却又做出了一件显得更为倚信内监的事。在那一年，朱棣于专门缉事的锦衣卫镇抚司以外，又设立了一个称为东厂的缉事机关，专门由司礼监的太监来予以管理和掌握。所以要另外再设这么个东厂，一则是由于永乐对于锦衣卫镇抚司所办各事，自始就觉得不够满意；二则是有些机密要事，他总觉得交给外官去办，不及交给内臣去办更为妥善。他的所谓机密要事，主要是指，要访查建文帝的踪迹。在建文四年（1402），朱棣率领叛军攻入南京时，宫中起了大火，入宫后却寻不见当时在位的建文帝。永乐为此很是心急，曾一连数日闭门大索。虽经数日的仔细搜寻，仍是一无所获，竟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。那时外面偏又盛传：在靖难军攻入皇宫之时，建文帝已经化装成僧人，带了早已备好的度牒，从地道中，逃出宫外去了。关于建文帝逃出宫外的踪迹，各样的传说就更多了：有的说，建文帝扮成僧人早已逃到海外；又有人说，建文帝仍旧留在国内，但常化装成各样人物，到各处去串联，到处集结旧臣，企图复辟。永乐为了查访不见踪迹的建文，做了不少的布置，他曾派出太监郑和，率领船队，多次出访西洋各国。这样，一则是为了扬威海外，宣谕各国；二则也是因为谣传说建文帝已经逃往海外去了，所以让郑和访问海上诸国，也可顺便查访建文帝的踪迹。与海外寻访同时并举的是，明成祖朱棣又以访寻张三丰为名，派出了近臣胡(左氵右荧)，在全国到处查访。朱棣设立东厂，暗中也有查访建文帝踪迹的用意，这件事是他最为急切而又需要隐秘进行的，所以应以最为他倚信的内监来主管这个机构。东厂在初立时，任务原只说是以侦伺谋反案件为主，一般的侦伺案件并不由他们管，仍由锦衣卫镇抚司来经办。由于初时稍有分别，所以在东厂初立之时，它与锦衣卫镇抚司尚可彼此相安，没有什么纠葛。但因缉事办案都能带来不少好处，而且案件办得越多，好处也就越大，东厂和镇抚司的人，不免各自都会向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内去伸手，这便渐渐形成彼此纠缠不清，厂、卫互争的局面了。这种局面，在永乐以后的历朝之中，一直都在继续，有时是厂压倒了卫，有时又是卫压倒了厂。不过总的说来，总以厂占上风的时候为多，因为厂是握在内监的手中，他们身在宫中，与皇室靠得要近些。

明太祖的“内监不得识字”这条禁令，到了永乐年间，也已没有人再提起了，不过永乐却也没有做过什么大肆违反这条禁令的事，仅只在范弘、王瑾、阮安、阮浪这四个小太监身上稍稍违犯了这一条禁令。这四个小太监都是交趾人，是英国公张辅出征交趾时虏回来的俘虏。张辅征交趾回来，带回来很多俘虏，其中有很多交趾的美童。张辅把这些美童都净了身，献入宫中作了服役的小太监。范弘等四人，是这些小太监中长得最为俊美的四个，他们很得到明成祖朱棣的喜爱。朱棣见范弘等四人聪明俊秀，认为很可造就，不但让人教他们都认了字，而且还命人按日教他们读了一些书，几年以后，他们竟达到了能通经史，善笔札的程度，可以派得上干点文墨方面的事情了。最后，永乐把四人中的范弘、阮安、阮浪三人都赐给了那时已被立为太子的朱高炽，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。在这三个人中，以范弘最为得用，他曾被任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，很有权势。阮安后来学会了修建，在造宫殿和治河等方面都做了不少的事情，而且干得很好。阮浪的运道远不及范弘和阮安，他只做到了御用监的少监，景泰时为人所陷害，被杀掉了。王瑾原名陈芜，是后来才被赐名王瑾的。在明宣宗还是皇太孙时，永乐特别把王瑾赐给了他。皇太孙很喜欢王瑾，让他朝夕都随侍在左右。他经常随侍明宣宗出征，是宣德朝中最受宠眷的宦官。

把“内监不得识字”这条禁令彻底推翻了的是永乐的孙子朱瞻基，也就是明宣宗。朱瞻基自从得到了王瑾后，深深感到，这个读过书、通文墨的内监办起事来，比那些不识字的老内监要得心应手得多，奏报诸事也能口笔并用，详简得宜。他觉得，内监如果都能像王瑾那样，就省事得多了。明宣宗是个敢作敢为的人，所以登基后不久，便在内廷办起了个内书堂，选了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内监到那里去读书，他还特派了阁臣、谨身殿大学士陈山去主管内书堂的事，并由这位阁臣自己来任教。这个内书堂办得很持久，从宣德初，一直办到了明朝的灭亡才终止，先后长达二百十几年之久。在陈山之后，所有被用来主管内书堂的一直也都是些殿、阁大学士们，来教这些小内监读书的，也都是那些在翰苑部门任职的词臣们。管的人和教的人都是精选的，所以那些得入内书堂读书的小内监们，书都读得不错，批硃、拟旨等项工作，都能援笔立就，干得很好。《明史》在论及这些小内监时说，“用是多通文墨，晓古今，逞其智巧，逢君作奸。数传之后，势成积重，始于王振，卒于魏忠贤，考其祸败，其去汉、唐何远哉！”《明史》此论似与明太祖的论调暗合，大有把明代的祸乱归罪于宦官，尤其是归罪于任令宦官读书之意。其实，其所论并不准确。说这些内监们在内书堂读了书后，他们都“习知经史，娴于文墨”，倒确实是的，说他们都是“逢君作恶”，就有些太过。他们之中，善于逢迎，机巧多变，惯于逢君作恶的固然很多，但忠劲正直的倒也还有，一笔把这些人抹掉，不能说是确论。说祸国大珰“起于王振，卒于魏忠贤”，也不尽然。王振确实是首批从内书堂培养出来的大珰，而魏忠贤和内书堂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。魏忠贤是个半路出家的人，他在自宫入宫之前，原是个在赌场、茶舍等处鬼混的痞徒，是由于赌输了钱，无法偿还，迫不得已，才走上自宫求职之路的。他入宫时已经成年，能被选入内书堂的机会实在不多。而且魏忠贤也未见得读过什么书，关于他的文化程度，大概说他是一字不识的人占大多数，说他能识些字的人实在很少，而且这些人必跟着声明，魏忠贤虽说识字，但实在识字不多。至于魏忠贤自己，他倒是很想和内书堂牵上点儿关系的，在他当权后，曾说内书堂的某些人教过他，被他指说过的人也漫应着，好像有那么回事，但他们，说的和应的，都极为含混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说魏忠贤是最后一个祸国的大珰，也并非尽切。在魏忠贤之后，还有在崇祯年代曾横行过一时的张彝宪、曹化淳、高起潜等人，这几个人在暗中为恶，坏事干得实在也不算少。不过，若拿他们和王振、汪直、刘瑾等人来比，似乎弱了一些，若和在他们之前不久的魏忠贤来比，就更微不足道了。《明史》没有把这几个人列为大珰，大概正是为了这些。

能够有些娴于文墨的内监，对于身在帝位的人来说，实在可以省力不少。皇帝高踞于统治者的首位，自古便有“日理万机”之说，如果认真办事，实在也真够忙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废去了宰相制，撤去了中书省以后，有很多以前是由宰相们来办理、决定的事情，都变得要由他来办理、决定了，这些加上他原有的事物，使他真是忙上加忙，简直照顾不过来了。特别是那些批复、指示等有关文墨上的事，更使他感到为难。在洪武和建文时期，这些都常由翰林院、詹事府等处的学士们被派定参办，后来有了“娴于文墨”的内监，他们近在左右，让他们来做更为方便，渐渐便改由他们来办，日久成例，反倒成了这些内监们的分内之事。甚而至于一向应由皇帝亲自来做的，用硃笔在各类文件上加以批示的工作，竟也成了司礼监的例行公事，他们称之为“批硃”。自从得到了“批硃”这一重任，司礼监们权势比以前更加显赫，这使它已高踞于内阁之上。一切政令、政策的最后决定权，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了。

由于掌握着东厂，有了镇压、统治的权力，又取得了应由皇帝自己来办的批硃权，这便是明代的宦官与前代的宦官显著不同之处。由于这些已经成了明代宦官例行之事，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势和影响才能够历久不衰。然而也正由于此，明代历朝的大珰们，他们之得达到权倾一时的地步，常常都是按部就班、逐渐实现的，很少有过拼死斗争攫取权力的过程，所以他们实际都是外强中干、虚而不实。他们在得势弄权时虽像是势焰熏天，不可一世；而一朝事败，常又显得极为虚弱，一蹶而不振。明代的大珰虽多，当权虽久，但他们不能像汉、唐时的宦官那样，连天子的兴废生死，都掌握在手，实在也是他们所具有的不同条件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