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成祖朱棣是在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）七月间去世的，当时他北征阿鲁台，突然得病，在班师回朝的途中不治去世。他死在一个名曰榆木川的小地方，随军大臣和宦官马云等秘不发丧，回到京中后才公开发丧，传位于皇太子朱高炽。

继明成祖而即帝位的朱高炽，死后被谥为仁宗。这位明仁宗在帝位上坐得很短，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间即位，到次年改元为洪熙之年（1425）的五月，他便去世了，从即位到去世，屈指计来，只有十个月，实际上还不满十个月，若不是后来又有个在位只有30天的明光宗，朱高炽就该算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最短的一个了。

在明仁宗之后即位为帝的是皇太子朱瞻基，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为“促织天子”的明宣宗。朱瞻基在位的时间虽然比他老子长十倍有余，但算起来还不足十年，也不能算长。继明宣宗即位为帝的是他的长子朱祁镇，他即位时说是九岁，其实还不够八足岁，只是个小孩子。

这一段时间，帝位的转换真是够快的，若是从永乐还在位时算起，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）的正月，在位为帝的还是永乐，但到宣德十年（1435）的正月，坐上龙廷的却已经是他的曾孙朱祁镇了。在不过是十个年头多一点的时间里，皇位竟数度易手，一下便从曾祖父传到了曾孙手里，就是放在五代十国那样杀伐不断的时代里，也称得上是件罕事。因为帝位转换得这么快，那时的很多事情也跟着起了不少的变化。

详情应先从明仁宗朱高炽说起。这位明仁宗乃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，他生于明初的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，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时被册立为燕世子。他的父亲燕王朱棣兴兵造反、发出靖难之师时，他留在后方，留守在北平。朱棣夺取了帝位改元永乐后，他在永乐二年（1404）二月间才被召至南京，并被立为皇太子。关于这位皇太子，《明史》说他“稍长习射，发无不中”。这个说法未见得是事实，虚誉的成分很重。但只说他“习射”，而不说“习骑射”，倒还不离实际。事实上，朱高炽身体异常肥笨，又有足疾，连走路都很吃力，更别说骑马了。他的父亲明成祖朱棣是个娴于骑射、野心很大的人，很不喜爱这个不能习于骑射的儿子。他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，不过是因为“立子以长”的旧规。朱高炽做事很迟缓，这也常使他那性子急躁的父亲大为光火，甚至罪及他的东宫官属。比如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明成祖北征回朝时，就是因为皇太子遣使迎驾来迟，而把那时在东宫的侍读黄淮、侍讲杨士奇、正字金问、洗马杨溥和芮善等人都投入了狱中，其中以黄淮和杨溥二人受祸最重，在狱中竟一关就是十年，直到明成祖去世，皇太子朱高炽登上了帝位，才把他们从狱中赦出。

明成祖朱棣共有四子，长子朱高炽、次子朱高煦、三子朱高燧、四子朱高爔。其中长子、次子、三子，全都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、正宫皇后徐后所生。四子朱高爔的生母则因史籍无传而无从查考。在这四子中，最受明成祖喜爱的是次子朱高煦，因为他和哥哥朱高炽比起来，处处都见长。朱高炽肥笨迟缓，他却长大轻捷；朱高炽不能乘骑，他却是长于骑射；朱高炽木讷凝重，他却能巧言如簧。在实际事务中，朱高煦也比朱高炽更接近他们的父亲，取得了朱棣的欢心。在靖难之役中，朱高炽只能作为留守，远远地躲在后方；朱高煦可是明成祖在军中的一大助手，并曾多次为明成祖解围，使其脱离险境。朱高煦不止一次地奋勇立下这样的大功，更使明成祖对他钟爱有加，曾多次称赞朱高煦最像自己，并在欣赏至极时，曾亲口许过他，将来若得了帝位，会立他为太子。朱高煦也颇以自己的雄武而自得，还常常自比唐太宗李世民，觉得将来的天下早已握在手中了。但是攻入南京，明成祖即位为帝以后，立定的皇太子却并不是他，仍然是他的哥哥朱高炽。这件事使他颇为气愤和不满，后来他一意谋反，其动机正在于此。

明成祖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燧也是个精灵人，他虽不及朱高煦，有那么多长处，但与朱高炽比起来，他可又能干多了。自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，朱高燧便与朱高煦合成了一路，两人都竭力向明成祖进谗，想把朱高炽的皇太子之位搞掉，为自己取得皇储的地位。朱高燧在战争中的功勋虽不及他的二哥，但想谋夺帝位的心思却更为急切。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，明成祖有病，朱高燧认为这倒是个好机会，便与他的亲信护卫指挥使孟贤、钦天监王射成，还有一个内监的养子杨庆等人合谋，伪造了一道诏书，打算把准备的毒药献给明成祖服用，等他毒发身亡后，再发出那道事先拟好的诏书，废了皇太子朱高炽，接着立那时已被封为赵王的朱高燧为帝。他们事机不密，先期败露，孟贤最先被捕，搜去了伪诏，最终和王射成、杨庆等人一起定罪伏诛。永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会想用毒药来谋害他，真是又惊又怒，但也有些疑信不定。他派人把朱高燧召来，问他：“这可是你搞的？”朱高燧已经吓得话都说不成了，倒是那个时常遭到他在暗中谋害的皇太子，这时却在一旁竭力为他开脱。朱高炽说，这些都是孟贤等人瞒着朱高燧干的，人非禽兽，怎么会想要谋害自己的父亲呢！明成祖原本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因而朱高燧才被救了下来。

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，是他的祖父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。这一则因为他是燕王朱棣嫡出的长子，依例这世子本该是他的；二则是，这个肥厚迟钝的人，虽不为其父所喜，却很对他祖父明太祖的心意。原来，明太祖为了考察他的孙子们，常把他们召入京中，让他们在那里读些书或就近做点事，给他们以磨炼。在这些事上，也可以查看他们的人品。一次，明太祖召来了秦王、晋王和周王三个王的儿子，让他们和已在京的朱高炽同在一处。读书之余，又命他们分别去检阅御营的卫军。这是派给他们的大事。那三个都忙着急速去检阅，要以办事迅速见赏于他们的祖父。只有朱高炽，还是和平常一样，仍是慢吞吞地干着，比那三个完事得都晚。明太祖问起他迟完的原因，朱高炽道：“天太冷，我让他们吃过早饭再检阅，所以迟了。”他之所以完得最迟，也许只是因为一向做事迟慢所致，天冷，让军士们吃过早饭再检阅，或许都不过是临时的饰词。但他的话却让明太祖很满意，认为他肯爱护军士，能够为别人着想，是一种很可贵的品德。又有一次，明太祖把一些奏本交给朱高炽，要他代为分检一下，把重要的尽先送上来。朱高炽选送上来的，都是些与军、民等切身利益极为密切的本章。这就先投合上了明太祖的心意。在那些被送上的奏章中，留有些错字并没有改正，明太祖为他指出来，并问，“你大概没看见吧？”朱高炽做事原本很马虎，也许他真就是没看到，但他回答得却好，他说，“我没敢马虎，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小错处，实在不足以上渎天听。”这答语又给了明太祖一个好印象，认为他真是个善于辨别轻重，能知当务所急的人。论条件，应该被册立为燕世子的人本就是他，何况他又给了明太祖一些很好的印象，所以到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明太祖便把十八岁的朱高炽册立为燕世子。

深为燕王朱棣所爱的次子朱高煦，却不能得到他的祖父明太祖的欢心。这是因为他在京学习时，既不见好学，而语言举措等又都很粗率轻浮之故。明太祖并不喜欢他，朱高煦自己也很清楚，所以当朱高炽被立为燕国的世子时，他并不在意。他认为这是祖父的偏心，简直毫无办法；再则，一个燕世子，无非是将来可以顺顺当当地袭封为燕王而已，真也算不了什么。他的胃口可比这个要大得多！燕王兴兵造反，发起了靖难之师，这可对上了朱高煦的心思，他在战场上尽力拼杀，终于赢得了他父亲的看重，并且亲口许过他，将来得到了天下，要立他为太子。得立为太子，这可不同了，这样将会登上皇帝的宝座。这正合他的心意。然而，到他攻入了南京，燕王朱棣登上了帝王的宝座，却没有履行当初许下的诺言，被立为皇太子的，还是那个只能躲在后边作为留守的朱高炽。这一回他可不能容忍了！他知道，要去提醒自己的父亲履行诺言，那并不会有什么好处，只有从朱高炽身上下手，设下些圈套，让朱高炽来钻，再编出些谣言吹进父亲的耳朵，让父亲能明白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，真是立错了人。那时再请那些能够进言，又肯帮他的勋戚们，如淇国公丘福、驸马都尉王宁等人，把那些谣言不断地向他父亲提说，同时还要不断称说朱高煦的英武和战功之多。这样，既使皇太子不断失误受谤，又为自己树誉，朱高煦干得很是顺手。毁谤皇太子的，还有那赵王朱高燧，他与汉王朱高煦合谋，彼此一唱一和，影响很大，几使皇太子朱高炽陷身不测。幸而情况最紧之时，明成祖弄清了真相，不由叹道：“几杀吾子！”由此可见汉、赵二王设谋之深，皇太子朱高炽的处境之险。

皇太子朱高炽之所以能久受谗害而保住身位，并未被废，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便是他的长子朱瞻基很为永乐所爱，永乐很想把将来的帝位传给朱瞻基。要把帝位传给朱高炽的儿子，自然先得把帝位传给朱高炽才是顺理成章的，所以朱高炽受到的谗陷虽多，却能始终不倒。

朱瞻基，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，生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，又有一说则是生在建文元年（1399）。据说，他将生时，那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个梦，梦见他父亲明太祖给了他一个大圭，还对他说，“传之子孙，永世其昌。”那时正是明太祖已经去世，朱棣已经兴心谋位之时，他觉得这个梦应是个吉祥的先兆。次日，朱瞻基便降生了，朱棣认为这孩子是应梦而生，更加感到奇异。到朱瞻基已满月时，燕王朱棣把他抱在手中，觉得这孩子长得真好，不觉赞道：“英气溢面，符吾梦矣！”这个孩子，更鼓舞了他要兴兵造反的雄心，他感到，这孩子之来，简直就是他是受命于天的象征。

朱棣兴师靖难成功，身登帝位之愿已遂，对他那个应梦而生的孙子更极喜爱，常常把他带在身边。并且常向这孩子的父亲、皇太子朱高炽说，“此他日太平天子也。”这话更稳固了朱高炽的皇太子地位。永乐七年（1409），明成祖还把他的这个爱孙带到北京去，那里是朱棣已经决定把都城迁去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朱棣带着孙子去看了农家的生活，还有那些务农的工具，参观回来，明成祖又作了一本《务本训》要朱瞻基读，要让他知道“农民是邦国之根本”的道理。永乐九年（1411），朱瞻基年已14岁，明成祖便把他立为皇太孙，表明日后皇位的继承之所在。永乐无论是出征，还是巡幸，都要把皇太孙带上，让其可以经多识广，增益见识和眼界。永乐对于朱瞻基的学业也很看重，即便在军中，也决不废读。永乐选定了学士胡广做皇太孙的师傅，在军中，也让胡广跟着，逐日为皇太孙讲授经史。朱瞻基聪明过人，样样都学得很好，遇事显出，才智不凡。这种早期便显露出来的才华，更使明成祖感到满意。

皇太孙朱瞻基不但巩固了他父亲的地位，而且以他的聪明和精悍，还常使那些想不利于其父的人为之气夺。一次，皇太子朱高炽奉命带同朱高煦等人到孝陵去祭奠明太祖，他是皇太子，自然该当走在最前面，并且还不能走得太慢。但他的身子过于肥重，脚又有病，左右虽有两名内侍搀扶着，还是走得极为吃力，不但气喘如牛，而且还有几次几乎要摔倒。朱高煦随在朱高炽的身后，看到这位皇太子如此之狼狈，心里高兴，不觉便把心里默念着的话说了出来，他笑着说：“前人蹉跌，后人知警！”谁知紧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个皇太孙朱瞻基，那朱瞻基一闻此言，马上便接口道：“更后面还更有人知警呢！”这话接得脆快，又针锋相对，朱高煦不觉大惊，他开始觉得，走在前面的那个皇太子朱高炽固然不足为虑，而随在身后的这个皇太孙倒有点扎手，将来怕倒是个硬对手。

朱高煦对于谋取帝位总是时刻念念不忘的，在先他倒是想把朱高炽的皇太子废掉，要明成祖实践曾许他为皇太子的诺言。后来越看越觉得无望，便存下了以武力争夺帝位的想法。他想学着他的父亲，只等永乐去世后，把朱高炽从帝位上推下来，由他自己来干。永乐十五年（1417），朱高煦最后徙封于乐安州，并且被迫之国以后，他便在那里安排起了将来谋乱造反的事情。他一面暗中募兵，扩张实力，一面又不断派人潜入京中，探听消息，谋取内应。明成祖是在北征旋师回京的途中去世的，由于事出非常，六军在外，随侍在明成祖身边，替他料理切身事务的太监马云，会同随军出征的大学士杨荣、金幼孜等人，共同议定，暂时秘不发丧，日常饮食供应等，仍与在世时一样，只是暗暗派人把这讯息传给了皇太子。事情办得这么紧秘，所以朱高煦毫无所知，等他获悉此事时，皇太子朱高炽已经被拥上帝位了，也就是明仁宗。

朱高煦最后又失了一着，暗自愤怒，他那谋反的心更急切了。明仁宗毫无所察，仍以宽爱诸弟为怀，才继位便把朱高煦和朱高燧的禄米加封至二万石。禄至二万石，是极为优厚的封赏，但这仍不能打消朱高煦的反心，他仍在加紧准备着，想一举把皇位从他哥哥的手上夺过来。但是明仁宗偏偏死得太快，在改元为洪熙那年的五月里，他就忽患急病而死，撒手而去了。

朱高煦在京中派有很多探子，他很快便打听到，明仁宗突然驾崩，皇太子朱瞻基远在南京，正从那里赶着回来继位。听到这些，朱高煦立即决定，最要紧的是派人在中途把皇太子劫住杀掉，别的都在其次。乐安州正在南、北二京通路的东侧，劫杀起来是很方便的，因此，他派出一支部队，以为事在必成。这是他第一次和朱瞻基斗法，不想出师不利，势在必得的竟然失败了。朱瞻基是个极精敏的人，又跟随祖父操练多年，行动起来极为迅速机密，他率领着一些轻骑，从南京到良乡，只用了20天的时间，朱高煦派出的部队竟没能及时赶上他。朱瞻基在良乡接到了他父亲明仁宗的遗诏，更加急地赶入宫中，主持了举哀发丧。又过了不到10天，他便在灵前即位，正式成为有明一代的第五位皇帝了。

新天子朱瞻基即位后，对他的两个叔叔，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，封赐得比他的父亲即位时还要优厚，让他们实在不能发出什么怨言来。但汉王朱高煦为了探查动静，还是不断提出一些过分的请求，试试这位新天子的分量。他还递上了一件封事，列陈了四件有关国计的事件，想看看新天子的见识。朱瞻基确实不凡，一见便尽知其意，他接到奏章后，马上批令有司迅即照办，他还回书一封，向汉王致谢。在临朝时，说到汉王，他还向众臣宣说，他的祖父明成祖曾向他的父亲说过，汉王像是有异志，叫他要特别戒备。然而以汉王所上的奏章而言，却只见一心为国，可见其已改过从善，所以汉王所奏，必须认真执行。朱瞻基向群臣说这些话，实在有很深的用意，首先他借着明成祖曾说过朱高煦有异志的话，给汉王头上扣了一顶大帽子，将来若无事便罢，若有个风吹草动，出兵去讨伐，就更觉师出有据，名正言顺了。他是明成祖所**的、最得意的人，看来倒实在辣得很。

朱瞻基的这一手，却把朱高煦给迷惑住了。他竟然是所奏无不准、所请无不遂，成了最为这位新天子所尊重的人，这倒使得他有点忘乎所以起来了。他甚至以为，这位新天子，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聪明和可怕。到底还嫩着呢！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朱高煦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张起自己的实力来，更盼着早些打进京去，夺取帝位。他已和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人约好，当他举兵时，他们便也要率众相从。他不断地积聚起了很多的军资，把乐安左近州、县的刀弓畜马等，都一齐收聚拢来，以待兴兵时动用。最后，他已经组成了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军：前军由指挥王斌率领，左军由指挥韦达率领，右军由千户盛坚率领，后军由知州朱恒率领，中军则由他自己统率。已被立为世子的儿子朱瞻坦，则被任为留守，起事后要留在乐安，余下的几个儿子，则被分别派入各军作为监军。暗中分派已定，朱高煦又派出了很多亲信，让他们潜入京中，向那些在靖难军中和他共过事的故旧进行联系，约他们届时作为内应。他派到英国公张辅那里去的，是他最亲信的枚青，但那里的事却出了毛病。英国公张辅得知枚青的来意后，便将他拿下，献给了朝廷。继英国公之后，还有不少人也将乐安的谋反情况上报，希望朝廷能早自为计。才登基不久的明宣宗朱瞻基对于朱高煦的所作所为很清楚，所以非常镇静，丝毫不露声色。他先只派出中官侯泰捧着他的敕书到乐安去，当面向朱高煦开读，并面谕朱高煦，要其莫辜负朝廷的恩意。他要把自己宽容、忍让的恩意发挥至尽，以激起通朝的义愤，这样出征之时，士气会十分高涨。

朱高煦的做法却与他的侄儿明宣宗相反，他趾高气扬，用陈兵列阵的方式来接待中使侯泰。他还向太监侯泰发了很多牢骚，说朝廷轻慢了他。最后，他抄袭了父亲燕王朱棣的老办法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叫侯泰回去告诉明宣宗朱瞻基，要朱瞻基尽快把在朝中主事的夏原吉、蹇义等人都交出来，并把他们送到乐安，由他朱高煦来发落，然后才可以谈别的。侯泰走后，朱高煦还怕他不敢向明宣宗直说，紧跟着又派了百户陈刚到京中上疏，并随身带去给朝中诸大臣的信。在这些疏和信中，朱高煦对当时的朝政更加痛诋，认为朝政已经坏到无可救药。明宣宗所想要的正是这些，他这才说，“汉王这可是真反了！”于是传旨出师，发动了他早已准备停当的征讨。

出讨朱高煦，原本议定是由阳武侯薛禄提兵去那里，当时的阁臣大学士杨荣，却觉得皇帝如果能自己去，效果会更好。明宣宗朱瞻基很欣赏杨荣的建议，马上决定亲征。英国公张辅却觉得御驾亲征太“小题大作”了，对付朱高煦，实在不必这么做。他说朱高煦一向都是似勇而实怯，如果给自己两万兵，一定能把朱高煦生擒到阙下。朱瞻基也确知朱高煦并不足虑，他赞同杨荣的意见，是又有他另外的想法。他向张辅说道：“卿诚足擒贼，顾朕初即位，小人或怀二心，不亲行，不足以安反侧。”

在行军的途中，明宣宗常和随行左右的人们谈说军情，借以增加对他们的了解。在路经杨村时，他们谈论到朱高煦将有何动向。在这一点上，众人的说法不一，主要有两个看法。第一个看法认为朱高煦必去济南，先把那里占据下再说，他们认为，要谋反，必然先要找个稳固的巢穴，济南城高壕深，离乐安又近，应该是个最合宜的处所。另一个看法是认为朱高煦必会提兵去取南京，因为他一向都极眷恋南京，以前给他封地时，几次他都恋着南京，不肯离开。如今他任性而为，当然首先便会想到南京。况且南京龙盘虎踞，进攻退守都极有利，他若有雄图，也必会选到那里。明宣宗对此二说都不以为然，他说，“济南虽近，但却难攻，他们得知大军将至，必不敢屯兵坚城之下。朱高煦虽恋南京，但其军中上下，室家都在乐安，断不肯随之远征。他一向酷爱浮夸，自以为不可一世，其实却很胆怯，不敢勇往直前。如今他敢于造反，是以为朕年轻又才即位，人心尚未全附，必不敢亲征以振奋人心。在他得知朕竟亲自出征时，定已胆破，大军一到，必可就擒了。”他的这一番话，说得合情近理，料敌测势都很深刻，后来，事情的发展果然都像他所说的那样。

朱高煦果然是色厉内荏，他虽然整军秣马已有多时，但还是心惊胆战的。最初，他听说提兵来讨的是阳武侯薛禄，倒还高兴，觉得薛禄这个人倒是不难对付；后来又听说明宣宗竟要御驾亲征，阳武侯薛禄不过是个前锋而已，便感到有些怕了。当他回想起自己和这个已经成为天子的侄儿以前所打过的一些交道，深感明宣宗这个人锋锐机敏、料事精确，不由更怕了起来。在军中，主帅的勇怯是无法瞒过属下士兵的，朱高煦的暗自心惊，早对全军都有了感染，因而不久便开始有人悄悄逃到来征的大军那里去。这一来，又使得朱高煦更深为胆怯了。明宣宗对这种有人前来纳降的情况也早有成算，他很好地安抚了他们，并命他们即行回去宣谕皇帝的宽厚，宣说凡是前来纳降者，一概不究。明宣宗又致书朱高煦，要他急速出降。说若早降，恩礼可以如初；若再因循观望，将来或是一战被擒，或是他的部下为了赎罪，将他捆送来营，那可就难说了。

御驾亲征所率的大军，行动很快，不到10天，大军前锋已经行抵乐安。朱高煦先是派出人来，相约在明日交战。明宣宗并不理他，自己先定下，要在乐安城北驻驾，并传谕诸将，把乐安城团团围住，那时，还放了神机统箭，以示即将攻城。这神机统箭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器，放时声如雷震，使得乐安城中更加惊慌不定。围城的诸将都认为，不必耽搁，就此趁势攻城，定能一鼓而下。明宣宗表示，不必如此急切，还可以稍等一下。他再次敕谕朱高煦速速出降，以免生灵涂炭。朱高煦此时更加张皇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原来他也已经晓得，乐安城里就有不少人想要把他擒住，捆送到御营中去。他再三寻思，觉得现在只有认罪请降才有一线生路了。他暗暗派出了自己的亲信，让他们到御营中去叩见明宣宗，请求能够让他在当晚先去诀别妻子，明日再行出城归罪。明宣宗答应了朱高煦的这个请求，并且起驾转驻城南，准备次日受降。朱高煦连夜焚毁了军械和有关谋逆的文书，只等待着天明赶出城去请降。他的五军将领王斌、韦达等人知道了此事，都不赞成投降，他们认为，宁可拼死一战，也不能就这么不战而降。朱高煦说不过他们，只好假作听从了他们，转回到宫中。但他实在怕战，只好悄悄地又从另一条路上暗自逃去。

朱高煦潜行到御营，请人禀告了他的侄儿明宣宗，自己伏在御营外待罪。对于这个自来投罪的谋逆者，御营上下都很为愤怒，认为应该把他明正典刑，以昭炯戒才解恨。但是明宣宗却不置可否，只命人把朱高煦带上来，并把以前各处纷纷告他谋反的奏章都掷给他，让他一一地看过。朱高煦惶惶然摸不着头脑，只得叩头认罪道：“臣罪该万万死，愿听命于陛下。”明宣宗让他先写信给他的那些留在乐安城中的儿子，叫他们都要赶快来纳降。这时乐安城中已经很乱，明宣宗又命人分头传谕城中人，“只罪首恶，胁从者不问”。这样，城中的乱势稍平，汉王朱高煦的余党，很快便一一被擒。

事定后，明宣宗把乐安改名为武定，并把阳武侯薛禄和尚书张本留在那里，予以安抚。诸事已定，才班师回朝。回朝后，明宣宗把朱高煦父子全都废为庶人，并在西安门内筑起关押他们的禁室，后来，他们父子便都被关死在那里。伙同汉王为逆的王斌、韦达诸人，被擒后全都被依法处斩，只有长史李默，因曾谏劝过朱高煦，才被免死，但仍被贬往口外为民。那些曾响应过朱高煦，或是有过献城之约的都督或者指挥们，不久被全部查出，予以处决。此事前后被诛者共达六百四十余人，此外，以纵脱或隐匿要犯而被判处死罪或是戍边的，也有一千五百多人，被送往边地，在那里编为边民的，还有七百二十人。这件事，由于明宣宗看得准，算得透，又沉得住气，他干得实在非常漂亮，几乎是兵不血刃，就把隐藏在内部多年的隐患，很快地消除干净了。明宣宗自己也很得意，因此他还写了一篇《东征记》，刻印出来，遍示群臣。

解决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，紧接着，赵王朱高燧的问题又出来了。汉、赵二王合谋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，所以回军的途中，尚书陈山便主张移兵彰德，顺便把赵王朱高燧也予以擒获，以免日后作乱，又劳车驾。当时随征诸臣都赞成这个做法，只有首辅、大学士杨士奇认为此作并非所宜。明宣宗对此默然听着，一直没有说过什么。陈山生怕错过时机，便又约上了蹇义、夏原吉二位尚书，联合着又说到此事。这时明宣宗才表明了他的意见，他说：“先帝爱二叔甚。汉王自绝于天，朕不敢赦。赵王反形未著，朕不忍负先帝也。”但后来朱高煦在受审时却供出了他与赵王彼此合谋的很多事实。这样，群臣中又有多人上疏，请求惩戒赵王，最少也要削除他所拥有的、超出应用数量的护卫。最初明宣宗对这些仍是不予理会，但后来论者日多，奏疏竟是不断飞来，因而拖到次年，明宣宗才派出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，要他把汉王的供词和群臣的奏章都带到赵王那里去，让赵王自己看看。看了这些，赵王朱高燧极为害怕，只好上疏认罪，并且自请削除一切护卫武力，听候查办。明宣宗没有把赵王的护卫全都撤销，仍给他留了一些，以资保卫。后来有些人论及明宣宗对待赵王朱高燧何以如此宽厚时认为，明宣宗在随侍着他的祖父明成祖时，与汉、赵二王都时有接触，深知他们二人的实质。在明宣宗看来，赵王虽比汉王更为狡诈，但又比汉王怯弱，更干不出什么像样的事来。赵王和汉王合着，也许还想搞点儿什么名堂，汉王既已就擒，赵王孤掌难鸣，不足为虑。留下赵王，不仅可以显出明宣宗本人的宽厚，而且还可显出他父亲明仁宗曾多次救护赵王的仁爱，有利而无弊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明仁宗和明宣宗，当他们在位时，还有以后的一些时间里，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明代的人，称他们父子在位的那10年为仁、宣之世，说是治绩为明代之冠，甚至竟以仁、宣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为比，说是圣君贤相，相辅相成，实在真差不多。他们所设的贤相，所指的便是人们所称的“三杨”：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。三杨在明代的阁臣中，确乎是一直被以名相看待的，但其立身行事，与旧时所公认的贤相标准相差得还太远，正如明仁宗和明宣宗，在明代诸帝中，他们虽是较好的，但称之为圣君，却又不太够。